第31章朱湘：生活窘困，投江自戕 (第2/2页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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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7年8月18日，为了继续求学，朱湘告别已有身孕的妻子，踏上赴美留学的征程。尽管是官费留学，但家里有妻有儿，在异国他乡，一方面要省吃俭用，一方面还要用微薄的官费维系家用，霓君也只好孤苦地带着孩子帮人刺绣补贴家用。

然而朱湘在美国的留学生活并不快乐，一方面是西方对旧中国留学生的歧视，一方面是朱湘自身性格过分的自尊。

因为教授读一篇有把中国人比作猴子的文章，朱湘愤然离开劳伦斯大学。后朱湘转入芝加哥大学。然而又不长，1929年春，朱湘却又因教授怀疑他借书未还，加之一美女不愿与其同桌而再次愤然离去。

在这期间，在武汉大学就任中文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的闻一多，邀请朱湘来武汉大学任教，在异乡受够气的于1929年9月10日立马回国，学位也不要了。但回国后，当时正在筹备的安徽大学也邀请他加盟，朱湘权衡再三，终于放弃了国立武汉大学的教职。不过，现在看来，民办大学虽然一时条件优厚，但是朱湘却失去了国立大学的一次稳定机会。

安徽大学当时一个月给朱湘300元薪金，按照当时的物价，够他们一家富裕的生活的了。这一段时间，应该是朱湘最幸福的一段时光，没事朱湘就逛逛书店，买买自己喜欢的书，逗逗牙牙学语的孩子。

然而温馨欢愉的幸福生活并未能持续多久，朱湘性格中固有的那份敏感又不苟且的个性，让他变得焦灼、狂躁和乖戾。他后来任英文系主任，按说也荣华富贵了，也被重用了，该心满意足了，该安于现状了，然而朱湘却又因校方把英文文学系改为英文学系而又一次愤怒大骂，教师出卖智力，小工子出卖力气，妓女出卖肉体，其实都是一回事：出卖自己！

闻一多曾在写给饶孟侃的信中也说，“子沅故态复萌，令人担忧。”1930年暑期过后，他曾试图离开安徽大学去武汉大学任职，最后因了爱戴他的学生们的热情挽留，劝说才未能成行。

好日子终于到头了。1932年春天，安徽大学开始拖欠教师工资。朱湘丰厚的物质生活从此没有了，由于刚开始没有多少积蓄，有了点钱也买书了。最后只好忍痛卖书，过上了有上顿没有下顿的生活。

作为一个女人，一个妻子，霓君难免抱怨，朱湘则更加脾气暴躁，两人动不动拳脚相加，特别是第三个孩子再沅，出生后不满周岁，就因没有奶吃而连续苦了七天七夜，活活饿死。这加剧了这对患难夫妻的矛盾，妻子甚至跟他闹起了离婚，霓君一气之下，带上两个孩子回到长沙，寄居到母家。

后来安大校方也出现改组，原任文学院院长的程演生出任安大校长，由于朱湘一直与他发生不快，苦等一个暑假，并未接到安大的聘书。朱湘失魂落魄地离开了安大。

（三）

接下来的日子，朱湘就在漂泊中度过。自从他辞职后，一度被世俗诬为“神经病”。那些同情他的文友们，有的受不了他的性格，有的自身难保，都纷纷离他而去，即使有的出于同情心帮助他的，也只是杯水车薪。

一个人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幸福，一下子捣得粉碎？为什么要脱离安适的环境，走上饥饿寒冷而又耻辱的道路？同时代的女作家苏雪林曾发出这样的疑问。对此，朱湘自己的解释是“向失望宣战”。只是，宣战的结果是输得一塌糊涂。从安徽大学离职后，向来清高的朱湘竟毫无生计，四处流浪。时人回忆，这位曾经穿着笔挺西服、深情傲慢的大学教授，一度住在黑暗狭小的码头饭店里，低声下气地问人借钱。

朱湘终于选择在一个冬日的凌晨，当轮船即将驶入南京时投河自尽。据说，最后的时刻一边饮酒，一边吟诗。随身携带的两本书，一本是海涅的诗集，另一本是他自己的诗作。

几乎无人知道诗人自杀的真正原因。梁实秋猜测是因性格怪癖，他认为：“应由他自己的神经错乱负大部分责任，社会上冷酷负小部分责任。”孤僻，决绝，敏感，狂狷，清高，刚正，这些是诗人典型的性格。这样的天才，在哪个时代都很难被接受，诗人的命运，大抵如此。

闻一多则感叹“谁知道他若继续活着只比死去更痛苦呢”？不管怎样，这个被鲁迅誉为“中国济慈”的诗人，死前早已没有才子的风貌，只剩下流浪汉的潦倒。那张三等舱的船票，是亲戚接济的，那瓶酒，是妻子打工所得。

霓君后削发为尼，1974年病逝。朱湘的儿子小沅后来被送到一处贫儿院中，后来又漂泊同母亲团聚，解放后参加工作，1958年曾被下放到矿山劳动，后身患矽肺病于1978年去世，女儿小东因患病得不到治疗，终被锯掉一条腿而成为终身残疾，生活也很艰辛、凄凉……

在乱世中，朱湘和旧时代太多的文人一样，认为社会对他们太菲薄，总以为自己能作诗，社会就应该给他们生活的舒适。然而文学毕竟不当饭吃，朱湘性格过于顽直，他不像郁达夫一类的文人，文章可以凄苦，但在乱世中能够颓废生活，甚至花天酒地，朱湘的人品过于清高，他没学会在泥塘里洗澡，最终被泥塘淹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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